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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责任人要追究,但制度是更为根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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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3 16:52 |显示全部帖子

                                                          错案往往集中暴露了司法制度的某些缺陷,发现错案之后应当检讨这些制度缺陷,及时加以修补。如果仅把错案当作个别、偶发案件而不在制度层面作出检讨、有所革新,错案的真正价值就没有得到实现,发现错案,就只有一时的震动,时过境迁,冤错案件还会规律式地一再发生。事实证明,在刑事司法中,冤案得到平反后,如果造成冤错案件的病灶不除,冤案就会“自我复制”。因此,错案发生后,厘清相关司法人员的责任并对有过错的司法人员进行追责固然不可或缺,进行司法制度的检讨和修补更为重要,有些司法人员懈怠、缺乏责任心、素质低下等问题,与制度不良有密切关系。亡羊而不补牢,只责罚牧羊之人,不一定能够实现此后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此外,制度不良会造成权力与责任的脱节。例如高度行政化的司法体制使具体承办案件的人员没有独立处理分配给自己的司法事务的权力,在“指令——服从”体制下,只能听命于上级官员,其责任心乃至工作的自豪感都会流失,也不能培养司法人员应有的健全人格,反而逐渐形成司法官僚状态。这种集体操作的司法模式,使得高素质与低素质的司法人员没有什么差别,都泯然于众,不利于形成促进司法人员提高自身素质的内在动力,整体司法水平就难以提高。
  
  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安、检察院与法院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然而在中国,一个刑事案件一旦被侦查机关做出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后,此案最终就极有可能被定罪。在侦查终结环节,案件的最终命运几乎就已经决定。因此,一旦侦查程序通过案卷笔录对法庭审判的绝对影响,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法庭审判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对侦查结论的审查和确认过程,而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审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
  这种“流水作业式”诉讼中,面对冤假错案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利用退回补充侦查、发回重审,再通过内部提出司法建议,希望他们的自己处理内部消化。然而一旦中间有外力干预,基于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法官就会放弃正当程序的理念和原则,错误地迁就警、检机关原本的意愿,认可其错误追诉主张,同时对被告方有关刑讯逼供的辩护意见不予重视,“疑罪从有”的思想在博弈中占据上风,并最终成为案件裁决的指导思想。
  严格的错案责任追求制度进一步加剧了公检法三机关的配合,当后一程序的决定机关需要对前一程序的决定作出更改时,就需要估计到错案追究制度对相关责任人的负面评价,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会促使前一程序的决定者在作出决定前往往会通过请示、咨询等方式征求后一程序决定着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司法单位惧怕出现所谓“错案”而不敢承担责任,稍有疑问就向上级单位请示,待上面有确定的“意见”或“指示”后才定案,最终使得整个上诉制度和司法独立都失去意义。
  因此,中国法院认定无罪的比率非常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以及《中国法律年鉴》统计,2004年,全国法院共对2996名刑事被告人宣告无罪,而从1998年至2003年,全国法院宣判无罪的比例平均仅有0.92%。而英国,治安法院宣告无罪的比率高达30%,而刑事法院认定无罪的比率更高达50%。
  1994年1月2日,佘祥林的妻子因患精神病走失失踪,家人怀疑是被丈夫佘祥林杀害。同年4月,佘祥林就因涉嫌杀人被批捕并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直到2005年其妻突然出现才使佘祥林案得以翻案。而事后,一名涉案干警随即上吊自杀,并用血在一块墓碑上写下 “我冤枉”的遗言。然而,即使是追究“冤案源头制造者”——即追究其刑讯逼供者的法律责任并不为过,但将后续结果全部推到某一涉案民警身上却有失公允。
  除此以外,上级法院可能利用错案追究制度干涉下级司法机关独立的正常的司法活动。在赵作海冤案中,政法委的介入使得公检法三机关的作用微乎其微,办案的检察官和法官除了尊重政法委的意见之外别无选择。2010年5月13日,《新京报》采访当年主持赵作海案、现已退休移居美国的政法委书记王师灿是,王则称:“当年会议记录也找不到了,我不是学法律出身的,我不懂法,我是学煤炭矿山机电的。”
  在中国,法院或检察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也是法律设定的纠错方式:人民法院院长发现错误后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上级人民法院发现错误后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错误后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三种途径均属于以国家司法机关为核心的主动纠错机制。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于其法律监督性质在维护司法公正方面的意义认识不足,普遍存在“重起诉轻抗诉”的问题,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审判监督的整体效果。当发现有刑事错案时,检察机关往往要与上级法院沟通处理。而法律本身更对检察院以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再审程序规定不足,检察院拥有极大的“自由”。
  理论上来讲,人大监督在所有的监督形式中居于最高层次,监督的对象也最广,包括政府、检察院和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但《监督法》主要不是针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救济,而是针对公民集体权利的救济。单一法律案件很难通过人大监督获得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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